书    名:《1942:河南大饥荒》

父亲骑着自行车记录下河南大饥荒

2012-12-07 02:55:42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1942,河南大饥荒》重现真实豫灾

《一九四二》的热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在七十年前,河南遭遇着如此大的灾难。

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突破种种新闻封锁前往河南,我们也看到了《大公报》因发表了通讯和社评而被停刊。

然而,很多人不知的是,在当时如此形势下,有一家河南南阳的民营小报《前锋报》却在灾难期间发表了10多篇灾区系列的通讯报道,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当时灾区的情况。

汝南的大街上,夜间简直像个凄苦的地狱,每一个高大的门楼下,横三竖四地满地都是奄奄一息的难民,有时候你走路不留心,便会被躺着的人绊倒。在落雨的夜里,你可以从雨声中听到满街满巷里鬼哭狼嚎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置身在地狱里的奈何坑一样。”

《前锋报》上署名为“流萤”的文章记录着当时的河南。

流萤,真名赵海深,又名李蕤,为当时《前锋报》的特派记者。从1943年3月25日到4月20日,他骑着自行车,走着和白修德相同的路线,记录了当时灾情的情况。

下周,李蕤之女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修订版,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想要更多人知道真实的1942年的河南”,宋致新在接受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 危凯

《前锋报》的报道更为具体深入

锐读:是什么契机让你在2005年出版了这本书?

宋致新:2003年6月份,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写到有关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大公报》勒令停刊后,中国新闻界成为一片盲区。(编者注:该文章刊登在2003年6月26日第1011期《南方周末》上,题目为“1942《时代》周刊与1942年中原大饥荒”。)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河南当地一家民营小报《前锋报》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饥荒的报道。虽然《前锋报》没有产生像《时代》周刊和重庆《大公报》那样的影响,但它是河南本省的报纸,因而对大灾的报道更为具体深入,涉及的范围更广,报道的时间更长。它们为今人了解这场大灾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锐读:也就是说,这让你觉得需要将你父亲的通讯报道整集成册?

宋致新: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有意的,只说明我父亲的这些通讯报道还没有广为人知。当年,为了报道河南灾荒,我父亲从1943年3月25日到4月20日骑着自行车,从洛阳到郑州,在灾区最严重的地区进行了20多天的实地采访,写了12篇灾区通讯,同年5月,《前锋报》又将这些灾区通讯汇集成册,命名为《豫灾剪影》。

1985年,湮没了42年的《豫灾剪影》被《河南文史资料》主编袁蓬整理出来,重新刊登过,但《河南文史资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而2005年,我编著了《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为了让更多人知晓当时真实的河南灾情。

中外媒体对政府起了监督作用

锐读:当时新闻媒体在这场灾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宋致新:在再版的新书里写的序中,我就写到中外新闻媒体对国民政府的监督作用,在河南大饥荒中,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前有关河南大饥荒的史料大多来自当时的新闻报道,这是无须多说的。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报刊杂志就是先进的传媒手段,而美国的报业,无论从印刷手段还是办报理念,都比中国发达得多。年轻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凭着他的正直和勇气,也凭着美国的国际地位,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为河南人民所做的一切,已远远超越了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用“力挽狂澜”来形容他的贡献都不为过分;而重庆《大公报》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国统区报纸,冲破新闻封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壮士断腕般的“停刊事件”,造成了社会的轰动效应,从而引起社会对豫灾的广泛关注,也是可歌可泣的;南阳《前锋报》作为河南本土的民营报纸,“地势”较低,虽然产生不了美国《时代》周刊、《大公报》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它坚韧执着,锲而不舍,以“蚁负一粒”的精神,坚持了长达一年对豫灾的报道,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呼吁救灾的作用,而且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留下了更为具体、细致和长时间段的史料。

中外新闻记者在河南大饥荒中所做的一切,在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尽量以更多的角度记录历史

锐读:在资料的茫茫大海中,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宋致新:媒体的报道是第一选择,再就是一些知情者和灾民的回忆。

首选的内容肯定是《时代》周刊的报道,因为作为一个国外具有影响力的杂志报道的内容,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就连蒋介石都怕这个美国的记者。于是我托大学的校友在纽约的图书馆找到白修德的这篇报道,并且请我的兄长赵致真翻译成中文。

再就是《大公报》的报道,《大公报》的通讯稿《豫灾实录》(原名为《饥饿的河南》)以及第二天社长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文笔犀利,打中了蒋介石政权的痛处,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接着就是《前锋报》的内容,这个河南本土的民营小报影响力虽然没有前面两家报刊大,但是其刊登的十多篇通讯报道和七十多篇社评和时论更加全面记录了当时灾情的真实情况。

可以这么形容,《时代》是坐着飞机来报道的,《大公报》则是坐火车来采访的,我父亲呢,则是骑着自行车记录灾情。

随后就是知情者和灾民的回忆,我尽量从多个角度来记录当时的灾情,比如当时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后来身在台湾的三青团干事杨却俗、国民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金汉鼎以及灾情调查委员会收发员司殿选等,都是重要的知情人。

锐读:在收集史料的时候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宋致新:在河南大饥荒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这场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以来被掩盖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文革对文化的严重破坏,使大部分的资料丢失。资料零散,收集起来十分的困难。

首先肯定要先找到当时的报道,我通过全国复印缩微中心购得了当时《前锋报》的胶片,自己花大量时间查找、抄写。收集了《前锋报》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豫灾的社评。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是反映当时灾难的重要文章,于是便从网上搜寻,并且托大学同学找到了张高峰的儿子张东,然而当拨打电话的那一刻才发现张东的父亲虽然的确叫张高峰,也是天津人,同样是记者,但却不是我要寻找的张高峰。最后通过各种途径,才找到我所要寻找的张高峰的儿子张刃和张攻。

父亲走的路线和白修德一样”

锐读:您父亲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到灾难现场去采访的?

宋致新:1942年冬天,我父亲因事前往西安,一路上他看到了大批灾民扒火车西逃,有的因坐在车顶上中途掉下来,有的因受冻死在沿途,情景十分悲惨,于是我父亲就写了近3000字的通讯报道,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随后便将其投到了《前锋报》,之后受到社长李静之的委托,让他作为该报社的特派记者,前往陇海铁路采访。

锐读:那当时家人都同意您父亲去吗?

宋致新:当时家人还是有点犹豫。我母亲那个时候正在怀孕,家里人都知道灾情的严重性。然而,最后父亲觉得,一个拿笔的人,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为灾民说话,真是生不如死,便决意前往。母亲了解父亲的性格,也表示支持。随后,母亲向她任教的中学借了500元和一辆自行车,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我大哥,送别父亲踏上了采访之路。

父亲采访的路线和白修德是一样的,十分艰难,但他比白修德自由,因为白修德采访全程有国民党的官员陪同,所以有时采访的资料会被官员收走。

锐读:大灾荒后,您父亲是否经常会向你们提起这段经历?

宋致新:父亲在我们面前提起的很少。在20世纪80年代复出工作后,他的工作很忙,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其中也包括关于《豫灾剪影》的后记。

是什么力量拯救了河南灾民?

锐读:现在正在上映的《一九四二》您是否去观看了,觉得如何?

宋致新:电影我没看,但刘震云的那本书我早就看过了,也就是他们,让更多的人们知晓了这场灾难。然而,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

锐读:在你这本书出版之前,是否专门有一本记载这段历史的书?

宋致新:我没有看到过国内有这样的历史记载,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编写这本书的缘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白修德的文章被翻译过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1993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的出版,让河南大饥荒这段几近空白的历史浮现在民众的眼中。最近几年《泰晤士报》的摄影记者福尔曼的图片也在网上流传,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场拍摄的照片,人们可以感受到这场大饥荒的惨烈。

锐读:你的《1942:河南大饥荒》马上要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增订本,这本书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又有什么增加的地方?

宋致新:新版主要增加的是《前锋报》的社评和时论的内容。因为记者对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大部分都集中在1943年2—4月灾情最为严重的时期,后续报道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么,从1943年4月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力量拯救了河南灾民?须知,从1943年春到1944年春日本人发动“1号作战”之间,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不去深入探究,这段历史是模糊的。而《前锋报》的数十篇始终跟踪报道豫灾的社评,是回答这些疑问的“黑匣子”,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全面地探究这场灾难的发生、发展和各个方面的影响。

至少在心里,要建个纪念馆”

锐读:你觉得当今社会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宋致新:抗日战争中,像“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以及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都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进入持久阶段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为抗战做出了如何巨大的贡献。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有五年的时间,河南在全国征兵、征粮都是第一。这样巨大的贡献,是不应被埋没的。而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后,竟有300万河南人民死于饥饿。而这样的惊天大事,居然在史书上默默无闻。河南人民为什么而死?如何评价这段极具启迪意义的历史?在今天,是需要每个人思索的。

因而,我想河南人民,应该建立一个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纪念馆,至少是在他们的心中。

宋致新,女,1949年5月生于河南开封,1953年随父母迁往武汉定居。李蕤之女。当过农民、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至退休。研究员。著有《文学论稿》《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袁枚的思想与人生》等书,2005年编著了《1942:河南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