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专访我社新书《中国话语:说什么?怎么说?》作者陈曙光教授。

时间:2017-08-21  浏览:

失去话语权 民族就可能失魂落魄

增强中国话语权,推动中国更自信地走向世界,不仅是有关加强与全球化相适应的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对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央和教育部“马工程”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教授、博导陈曙光,近日出版新著《中国话语:说什么?怎么说》,长江日报记者就相关议题采访了陈曙光教授。

掌握话语权讲清道路制度的合理性

长江日报:当前,我们为什么迫切地需要讲好“中国话语”?

陈曙光:“中国话语”现在是一个高频词汇,国家也很关注话语权的建设。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为什么现在比过去更强调话语权建设?我想可以这么来看。

第一,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1980年代以前的历史告诉我们,贫穷就要挨饿;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失语就要挨骂。如果我们不能讲清楚自己的道路、制度、实践的合理性,就会失去话语权,在国际上就只能任由别人说三道四。

第二,讲好中国话语,有助于还原中国图像的本来面目。西方在描述中国时,往往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的利益、西方的需要、西方的标准、西方的价值观去描述。西方话语中描述的中国往往是西方的“他者”形象,而不是中国的真实形象。所以,“中国话语”的首要功能就在于描述真实的中国,还原中国的本来面貌。

第三,话语权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制度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一旦失去话语权,制度的合理性就没有保障,就会失去文化的主体性,中华民族就有可能沦为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

中国模式无法输出但有世界历史意义

长江日报:“解码中国模式”是您在新书中探讨的第一个主题。中国模式这些年得到世界关注,那么,“中国模式”能不能对外输出?

陈曙光:价值与制度输出,是西方国家一直强调的。但从阿拉伯地区、在前苏东地区等的实践来看,在输出后都出现了变异,都有“异化”。原因何在?我以为,西方的东西有它的特殊性,当它被包装成普世性的东西向全世界输出时,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现在再来看“中国模式”,不管秉持什么立场,有一个事实没法否认,这就是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是成功的。但成功不意味着可以输出。因为“中国模式”有太多中国的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是别的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崛起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我们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指导思想都是世界上独特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模式没法输出,我们也从未谋求中国模式统治世界。

但是,不输出,不意味着没有世界历史意义,不意味着它不能为其他国家所借鉴、所参考。我们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甚至给发达国家以借鉴的。比如,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都在学习中国搞特区、搞开发区。再比如,中国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反抗资本逻辑的统治,在东方探索超越西方的道路,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错乱的背景下建设现代社会,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所以说,“中国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没法输出,但是它可以给世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

长江日报:这30多年,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很多焦虑,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有人把这些矛盾和问题归咎于“中国模式”。

陈曙光:如何评价中国模式的优劣成败,我想讲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大概就是辩证法。只看到中国的成绩,不是中国模式;只看到中国的问题,同样不是中国模式。看待中国,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直面问题;面向未来,既要持续扩大成绩,也要着力解决问题。两个方面都要讲到,要说两句话。

第二,中国的发展有主流,有支流,关键是看主流。客观地说,成绩是主要的一面,问题是非主要的一面。在中国的巨大成绩面前,在中国崛起的事实面前,问题是次要的,不能颠倒主次,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第三,中国的问题如何定性?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是青春期的症状。因为有些国家有些时代的问题,它就不一定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没落中的问题。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西逃的那个时候,中国的问题也很多,那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那是亡国之兆的问题。

第四,中国的问题会在发展中解决。现在我们也在见证,中国共产党正在一步步地解决问题。十八大以来,至少我们已经解决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公车私用的问题,公款吃喝的问题,公款旅游的问题,5年前多严重啊。现在这些问题总体解决得差不多了,腐败问题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反腐败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第五,与发展到中国这个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问题是比较少的,我们的解决是比较好的。比如,环境的问题,中国现在解决力度很大,有一定效果。但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曾遭遇严重的雾霾问题,他们基本上花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威胁论的核心是价值观担忧

长江日报:西方世界描述中国的话语中,与中国模式相随的是中国威胁论,他们怕什么?

陈曙光:中国崛起,西方怎么看?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是担心中国的军事威胁吗?不是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西方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从来不担心中国的军事威胁。

其实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它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你中国崛起了,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而且是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崛起,这背后可以解读出太多的内涵:你崛起了,证明你的价值观是有效的,证明你的道路、你的制度是好的,证明共产党的治理是有效的;最重要的是,你崛起了,证明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最优论、历史终结论等,都是悬而未决的。这种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担忧,才是“中国威胁论”最核心的要义。因为中国的成功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的成功,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将直接导致西方中心论的退场,这是西方人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

我们看两百年前欧洲的文献,一百年前欧洲的文献,中国被称作什么地方?“远东”。“远东”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在西方中心论之镜中被折射和扭曲的图像,其基本功能就是为了反衬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为了证明西方文化霸权的合理性。欧洲什么时候成为世界的中心?其实也就是近代以来的事,因为它发展的比别人快,比别人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权力中心、文化中心。突然间,他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心理调适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中国话语正在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长江日报:中国复兴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不允许被打断,我们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走向前方?

陈曙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很有张力、也颇具哲学底蕴的概念——战略定力。说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有战略的稳定性,敢于坚守正确的东西,不能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比如道路问题、制度问题、发展方向问题,都要有自己的定力,不能听信别人的忽悠,不能自乱阵脚、失了方寸。

保持战略定力,就是看准了的东西,坚持下去,不动摇。现在有些东西是我们看准了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不能动摇。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极“左”的思潮,否定改革开放,主张回到过去;还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向西看,照搬西方模式。这些都考验着执政党的战略定力。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若没有战略定力,后果是非常糟糕的。

长江日报:展望未来,中国话语的前景如何?

陈曙光:不远的未来,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的崛起,必将带来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中国话语权的崛起。

过去,我们讲韬光养晦。但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2008年,随着美国的金融风暴,随着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国被迫走到了世界的第一线,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进一步地把中国推到了引领全球化的舵手位置。中国不当头,但不能不带头。

我们靠什么来引领?经济动能的引领是一方面,同时还要有规则的引领、制度的引领、文化价值观的引领。“引领”就是话语权。现在,我们确确实实在给全世界提供新的国际交往规则,在给全世界提供新的文化价值理念。比如,关于“一带一路”,习近平总书记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政治议程,不搞排他性安排”。这“三不”就是在给世界定规则。过去的一些国际组织,它们的规则可不是这样的。还比如,“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也是给全世界立的新规则,沿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共享繁荣。另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等等,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这些都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面向未来,大国复兴和话语崛起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大趋势。21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也将会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

  □ 记者秦孟婷

书名:中国话语 说什么?怎么说?

作者:陈曙光

定价:38元

出版单位:湖北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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